『文化八仙桌』激情岁月 烽火家书

激情岁月 烽火家书

　　◆总策划：李   冬   张徽贞

　　◆主   讲：戴其润   市财经学校原党委书记、革命家书捐献者

       　　   葛建军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 联合国和平勋章获得者

        　　   孙正开   河间市退休干部、白求恩研究者

　　◆主   持：祁凌霄

　　◆执   行：刘   伟 高海涛 哈薇薇 白玉霄

　　◆摄   影：王丽青 边志明

　　1　主   持：刚才朗诵了戴元毅老先生从延安写给家人的书信。当这封信辗转寄到时，一家人已经分离十年之久，读到信可谓百感交集。

　　戴其润：爷爷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了延安。离家十年，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十年之后他写这封信，就是告诉家人为什么十年没有音信。接到这封信时，曾祖母哭着喊着骂着说，十年没死，为什么不给家里来个信啊！爷爷在信里说：“最近看报纸，齐家务、陈官屯已解放，想我家乡亦可能解放。果然的话，是我乡历史上数千年受压迫的农民该着翻身了。”1947年沧州解放，齐家务离我村十多公里，我村那时还是敌占区，爷爷企盼着家乡解放。爷爷接着写到：“二老大人！当儿每次拿起笔来要写家信的时候，总是手颤心酸写不成字。儿希望七八十岁的双亲依然健康存在。”收到信时，曾祖父早已离世，他早年参加过甲午平壤大战，知道战争的残酷，更知道侵略者的狰狞。他所在的营只生还了8个人，他想他唯一的儿子恐怕早已牺牲了。在他离世之前，拉着我父亲说，你与小日本有杀父之仇，要接着打小日本。这就是一个草根百姓的民族信念。可惜老人再也听不见儿子在革命圣地对他的呼唤。我爷爷可能知道老人已经不在了，不能养老更不能送终，所以他说：“儿只有努力革命事业，全心全意给劳苦人民服务，使得全中国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农民早日得到翻身，把孝于双亲的忠诚意愿，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人民身上，这样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来尽人子的孝道。想双亲有子如此，会感觉到无限的愉快与无上的光荣。”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为子之道。他把对民族解放事业的献身与奋斗当作对父母未报养育之恩、未尽养老送终之责的最大慰藉。

　　爷爷写给我父亲的信说：“要好好下苦种地，凭自己的劳力换取衣食，不要有好高骛远、剥削人、压迫人的思想。不劳而获，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只要有革命政府在，不愁将来没饭吃。”这就是共产党人革命的初心，也是爷爷参加革命的初心。在信末尾，他让我父亲代他向后院五叔祖及族门亲邻问好。五叔祖是他两年冬学的老师，他离家十年，给家中写信，忘不了问候恩师和族门亲邻。当时我家穷得经常揭不开锅，但是奶奶目不识丁晓大义，三寸金莲能担当，支撑着一个濒临破散的家，支持着丈夫在前方征战，间接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奶奶是中国最普通的、最传统的家庭妇女中的一员，但她又是巾帼英雄。她活到了99岁，无疾而终。

　　2　主   持：戴元毅老先生写给晚辈的书信，饱含着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从戴重泰到戴元毅、戴嘉樾，从甲午战争到共和国成立，一家三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

　　戴其润：我为什么要写《又到甲午》这本书？四句话：有话要说、身负重托、八方支撑、名家点拨。这本书基本上是我父亲叙述，我整理。父亲的父爱来自于他祖父，一个抗倭的甲午老兵。我从小在奶奶的腿上长大，奶奶、爷爷又给我讲曾祖父和爷爷两代人抗日的故事，所以我有话要说。为了写这本书，我到北京拿来了爷爷当年在延安的档案，当我翻开档案，看到爷爷到延安后填写的第一张履历表和到中央党校写的第一份纸卷的时候，我被当时那种精神所震撼。管档案的同志说：“按规定不该给你，但你提供了盘活档案的一个可复制的样本，请拿走吧，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归还。”这是对我的信任和厚望。

　　写这本书时，作家蒋子龙鼓励说：“只要能感动自己，就能感动别人。”戴义老先生也为我写序。在两位大家的指点下，我才下定决心去写。这本书里，收录了一篇我爷爷写给我的信。他把给中央写的关于干部体制改革的材料让我看，我提了一些意见。他给我写信，希望我要努力工作，为人民作贡献。爷爷的嘱托随着书的出版完成了。书写了十多年，是我和父亲共同完成的。可惜出版时，父亲去世了。

　　书出版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被称为“乡村教科书”，一位记者知道了，采访我，后来《人民日报》用三千多字两幅大照片报道。蒋子龙看到报道后，给我写下了几个大字：沧州文化之光。

　　《又到甲午》，引起了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关注。得知家书保存完好，馆方借展两个月。于是，这封红色家书从“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抗日战争主题展”中走入大众视野，被军博和《中国国防报》誉为“抗日世家”的“烽火家书”。军博又提出珍藏此书信，成为基本陈列珍品。

　　3　主   持：十余年前，有封来自科索沃维和警察的公开信，曾令他远在沧州的亲人和读者感动。

　　葛建军：14年前的今天我已经和国内其他17名同志集结到公安部维和中心等待7月15日出发，因为要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出国前准备工作。我特别想对中小学生朋友说，祖国和平环境弥足珍贵。1968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接受访问时答：“我最大的感受是站在月球上，仰望着我们蓝色的带有生机和活力的地球。”所以说，我们的国家是多么的可爱，和平的环境是多么的弥足珍贵。祖国最伟大，没有祖国，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这18名警察，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服，戴着国徽，其他国家的警察，其他国家的民众，在不认识我们的情况下，管我们叫“China”。就这个词，你就知道你代表中国。你做的好，你的素质高，你是中国形象。你做得差，你的素质低，你也代表了中国。所以我的维和感受，包括后来在新疆维稳的感受就是一句话：今朝从警，无怨无悔，维稳维和，更爱祖国。

　　4　主   持：舍家赴难，和平年代到战乱或不安定地区维和，意味着舍弃常人难以割舍的乡情和亲情，甚至意味着随时准备着奉献自己的生命。

　　葛建军：2000年，全国公安系统从警察中挑选有英语基础、有实战经验、五年工龄以上的共产党员，参加河北省公安厅挑选联合国维和警察的初选。我报了名，通过了省公安厅的初选考试。接着是公安部维和中心的全国甄选，而后又到维和中心受训，这时已是2002年。那两年就是每年到维和中心受训3到5个月，学英语、驾驶、射击，进行体能锻炼等。来的都是全国精英，我底子薄，年龄偏大，当时就考虑如何战胜他们，不给沧州人丢脸。最终迎来了2002年9月的联合国甄选考试，也可称作死亡淘汰。那次考试，我编号是21，考到第三项，联合国考官出来念，非常遗憾21号淘汰。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2005年3月，公安部通知我，希望我继续参加甄选，问我愿不愿意，我回答：我愿意。这次很幸运，十道关都没有听到“I’m sorry to Gejianjun”。考过了，拿到联合国甄选通知书后，准备7月15号去科索沃。老母亲当时正准备进行第二次癌症手术，孩子正准备升初中。老人说了一句话：“能不能不去？”我说：“不能不去，必须得去。”父亲说：“理解你。”这时我才明白考上了意味着什么，就是当祖国需要你时，你不仅冲得上去，还要打得赢。维和回来后的第10个年头，公安厅又派我带队去新疆喀什维稳。有些同事、朋友就劝我：“有一次维和经历就可以了，你去和暴乱分子面对面，太危险了。家里的工作不需要你吗？”我没有选择，沧州是河北的，河北是中国的，这就是大局意识。

　　2005年7月15日我到达科索沃。这封家书寄E-mai的时间是12月31日，已经有了一段维和经历和感受。信中写到一个当地十几岁的女孩阿蒂丽娜，她父亲在战乱中成为missing person，就是失踪人口。阿蒂丽娜姐妹四个和妈妈五个人过日子，没有什么收入。学校也停课了，她就去街头卖手机卡。那时手机卡还是充值的，15欧元到20欧元一张，卖一张她能赚1到1.5欧元，维持一家人生计。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她，一次，执行完任务，看到她在宾馆旁卖手机卡和香烟，冰天雪地的晚上太冷了，她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主人公一样，冻得瑟瑟发抖，还带着小妹妹。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钱也不多，我就拿出了20欧元，相当于200元人民币左右。我说买条香烟，阿蒂丽娜说，你不抽烟。我又拿出100欧元，说我买三张充值卡。这样她可以赚三、四欧元，可以买一个汉堡或者别的吃的东西，给小妹妹填充饥饿的肚子。她非常高兴，拿着到宾馆里换零钱。当时，我要直接送给孩子钱，会伤害她的自尊。他们没有父母关爱，没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疼爱，大一点的孩子还要照顾更小的弟妹、做生意，剩下的时间才能学习。由此我感觉到沧州的小朋友太应该知足了，所以感触很深，就写下那封信，深夜发了回来。女儿看了很有感触，决心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好好学习，不让爸爸担心。

　　5　主   持：有很多国际战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付出青春和生命，比如白求恩大夫。他临终前曾写给聂荣臻司令员一书封信。

　　孙正开：白求恩到中国后第一个要求就是去前线，到晋察冀根据地。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聂荣臻司令员，非常欢迎他。在这里，他和贺龙、聂荣臻、彭真结下了深厚友谊。白求恩和聂荣臻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更是同志加兄弟。因此白求恩就写了这封信，相信聂荣臻司令员会完成他的遗愿。

　　白求恩在1939年10月28日第一次负伤。到了11月1日，为一个病人做手术，左手的中指第三关节被骨刺扎伤。11月5日，手还没有消肿，为另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又被手术刀在原伤口上又伤了一次。这个病人是传染性非常强的化脓，因此白求恩的手第二次中毒。11月7日，白求恩病情加重，但他听到了炮声，固执地要求到前线抢救伤员。白求恩说，你们不要担心，我还能工作。11月8日，战斗地点远离了白求恩做手术的地方，风雨交加，白求恩拄着棍子，走了几十公里又到了前线。这时，他已经发烧到了39.6摄氏度，左臂也肿了，手指头肿得比平常粗两倍，但他仍然坚持为伤员做手术。11月9日，他的精神突然好转，坚持让同志们带着他继续做手术。同志们不忍心就没有答应。下午三点，他的头疼得厉害，体温达到40摄氏度。到了11月10日，聂荣臻派专人快马运来了抢救白求恩的药品和器械，下死命令一定要把白求恩送到后方医院。下午三点在护送到唐县黄石口村时，白求恩不让再走，他说我是个医生，知道身体到了什么状况，务必停下来。护送人员把他安置到黄石口邸俊星家北屋。住下以后，他出现严重昏迷。11月11日，白求恩强打精神坐起来，给聂司令写信。11月12日凌晨5点20分，白求恩逝世。

　　6　主   持：白求恩在沧州的事迹，除了公诸于世的之外，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

　　孙正开：白求恩第一次被划伤是骨刺刺伤。当年白求恩在河北涞水孙家庄为朱德培的陈旧性创口做手术时，几次戴着手套进入探查，感觉不灵敏，他就把手套摘下来了，伸手去摸，因此被骨茬扎伤。《白求恩在中国的故事》为了维护白求恩的尊严，把这段故事简化了。因为白求恩是国际知名的外科大夫，不戴手套操作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为了维护白求恩的声誉，这一段淡化了。今天看来，白求恩脱了手套赤手探查，更加证明了毛主席对白求恩的评价：对工作极端认真，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这段故事鲜为人知。

　　1939年2月初，白求恩带领东征医疗队到了肃宁万里村，冀中司令部在那，司令员吕正操热情地接待。他说我不留在军区，我要到真正的第一线。吕正操尊重了白求恩的意见，和他协商跟随贺老总120师在冀中战斗。3月1日，黑马张庄战斗打起来了，在这之前，715团、716团分别在肃宁和鬼子打了两仗，白求恩的战地包扎室就安在肃宁的中堡村。白求恩连夜抢救了19名重伤员的生命，包扎好最后一个，天已经亮了。白求恩伸了伸懒腰才说，今天是我的生日。1939年4月16日一说是18日，他随贺龙师长的机关指挥部来到了河间卧佛堂镇大朱村。白求恩也去了，部队打篮球、唱歌，小孩子围着看。白求恩看到一个长头疮的叫张瑞生的孩子，二话不说，胳膊一夹就往回跑。孩子边挣扎边叫唤，这时翻译跑过来一说，孩子才安定了。白求恩把他治好了，还教给了他一个偏方。后来遇到类似的病，张瑞生都无偿地用这个方法治好了。

　　白求恩的兜里经常放着一些饼干、压缩食品、奶糖等食物，孩子见到外国人很新奇，他经过时，总在后面总跟着。哪个孩子脏，哪个孩子的衣服破，他就给东西吃。白求恩给别人治病近似于强迫。有个八九岁的孩子叫刘西营，干农活时被镐把腿弄伤了，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正碰到白求恩。白求恩二话没说，连扶带拉把他弄到了卫生所，强行给他换药。孩子说，你给我换药，我没钱，明天还要干活，行不行？白求恩说，你放心，我保证两天之后你可以洗脚。为了慎重起见，晚上他又砸开病人家门给换了一回药。

　　有一个妇女叫刘典，儿子得了口疮，当年这是非常要命的病。她听说白大夫心眼好，医术高，就去找。白求恩接过孩子一看，就瞪眼了，就批评孩子的父母为什么不早来，一边埋怨，一边治疗，很快就把这个孩子治好了。刘典夫妇为了感谢白求恩，参加了贺龙领导的120师。

　　“齐会战斗”中有8个伤员经他治疗，转移到距离齐会大概4公里的四公村。白求恩执意要为这8名伤员复查，因为白求恩目标大，贺老总不同意，说：“你不能去，你的外貌特征容易暴露目标。”他和贺老总争执起来，说：“我一定要去，我的安全你不用负责，我有办法。他就化了妆，带着几个医生。”组织为了他的安全，派了一个骑兵排跟着他，在四公村检查完了伤员以后，突然鬼子包围了村子。白求恩得到消息后，也要往外转移，结果有一个误会，警卫部队以为他走了，就先行撤离村子了。结果白求恩不会上马，上了三次都掉下来了。一个村民发现了，从自己家拿来凳子，把他扶上马，送出村，才与部队接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