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人曾引领百年文明结婚潮流

　 沧州人曾引领百年文明结婚潮流   

祁凌霄

今年5月28日，酝酿了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终于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明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止。　　

《民法典》的酝酿、通过，见证了一个民族法制建设的艰难历程。在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民事权利宣言书和保证书”的《民法典》里，《婚姻法》所包涵的文明结婚这一精神被继承延续，从清末民间萌芽，到后来的法制保证和逐步完善，文明结婚观念跋涉了一百多年。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是文明结婚的核心。旧时代结婚，凭的是父母一句话，离婚是男方的一纸书，当事人意志被剥夺，因此酿成过无数悲剧。当今社会，虽然法律上早已规定结婚自由，但父母强行干涉的现象并不少见。文明结婚的道路在民间依然曲折。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文明结婚百余年的行进之旅中，沧州人曾远远走在前面，向后来人招手。　　

1905年9月1日，《申报》刊出一则沧州人当日结婚的消息。今天看来，结婚纯属私事，除非翻出新花样，几无新闻价值；但当时中国报纸的龙头老大予以刊登、记者不厌其烦地抄录全部仪程，当时的《女子世界》也派记者采访报道，并成为当代研究者们频频引用的一个典型资料。可见这桩婚姻的社会意义非同一般。　　

这则消息保留了文明结婚非常完整的资料。时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三；地点：上海张氏味莼园安垲第；主婚人：张园主人张鸿禄。婚仪分三步：结婚礼、行见家长礼、受贺礼。这次婚礼与当代婚礼大体相同，不同的是中西合璧的色彩更为浓厚。张园是私人所造但对外开放的花园，安垲第是园中最有名气的西式建筑。带有西洋背景味道的婚礼，不废中国传统人情，尤其是新人对尊长行磕头礼，也不染西方教堂结婚的宗教色彩，更摒弃了中国《仪礼》所规定的繁琐程式，文明结婚的新气息扑面而来。　　

结婚证书上说：结婚男子刘驹贤，字千里，直隶省天津府盐山县人。结婚女子吴权，字小馥，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人。因周舜卿、薛南溟君之介绍，遵守文明公例，两愿结婚，订为夫妇……永协和好，合立证书。　　

仪式文明之外，结婚自由在婚礼上得到书面宣扬和保证，主婚人展读证书被置为首位程序显要次序，并由新人、主婚人、介绍人现场盖章。这虽不具有现代社会国家颁发结婚证的法律意义，但却有了由公序良俗的观念予以确定保护的意味，介乎社会契约和法律之间。证书将现场的双方父母排除在外，把与违背自由结婚新观念的“父母之命”隔离得清清爽爽。一纸之外，是千余年顽固的保守观念；一纸之内，是新兴的文明和自由。　　

新人吴权和刘驹贤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刘驹贤精通多国语言，婚后去欧美游学，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曾任内务部佥事。1921年曾赴吴桥桑园防治那场从东北爆发绵延至全国的鼠疫，是著名藏书家，1956年病逝。他的藏书，是当代拍卖会上藏书家追逐的善本。　　

吴权的父亲是盐商，不太出名，有名的是她伯祖父吴汝纶。吴汝纶是桐城派代表作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近代民主主义教育家。她还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姑姑“万柳夫人”吴芝瑛。吴芝瑛因诗、文、书三绝，被慈禧太后召进宫内以备顾问，在北京时与女侠秋瑾是邻居好友。秋瑾提倡新学堂同学缔结婚姻，认为既互相了解，又有共同的文化教育背景，先进于两不见面的旧婚姻。秋瑾就义后，吴芝瑛和徐自华冒死收殓安葬，并撰写秋瑾传记。清廷爪牙曾欲加害之，她致书两江总督端方说：“是非纵有公论，处理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竟得以保全。　　

刘驹贤的父亲，就是出生于今沧州黄骅的翰林刘若曾，有孝子之称。他曾赴欧洲考察政治，儿子结婚时，他任长沙知府。1906年后相继任大理院少卿和正卿，致力于宪政、推动司法独立，编纂近代法律意义上的《大清民律草案》，是近代中国司法独立和民主进步的先驱。一对新人在这样的开明家庭中成长，缔结文明的新式婚姻当不是巧合。　　

有趣的是，《女子世界》在这则结婚消息之后，紧接着又是一条新闻《离婚创举》。主角竟是近代教育上兴风起浪的杨荫榆。她首次向世人亮相的新闻也是负面的。当时她还在上海务本学堂读书，因丈夫和公婆管制，不能返校读书，故声明要求离婚。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回忆这位三姑时说：长得丑，性格倔，不得父母欢心，凭父母之命，嫁给了没见过面且弱智的一个男人，婆媳甚至动过手，撕破了脸皮。　　

《离婚创举》是对旧式休妻制离婚的抗争，且抗争成功。不幸的是，离婚后杨荫榆被骂为“灭门妇”；更不幸的是，在1925年北京女师大学潮中，曾饱受旧观念伤害的校长杨荫榆又拾起那些糟粕，和旧势力一起迫害了一大批女学生。由此也可见，百年以来新观念的融入和落地，走了一段多么曲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