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家卫国笔为枪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七日电……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

　　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匪军第二军团四个师及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逃至清川江以南。”

　　这是1950年11月7日，新华社播发的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条电讯，也是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我国第一次公开披露志愿军参战情况的战报。

　　“新华社这篇《朝人民军在中国志愿部队援助之下已在朝鲜西北部取得重要胜利》电讯消息一出，即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新闻头条，给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军’各参战国极大震动。11月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

　　在新华社社史馆二楼的展厅里，除了上述文字，还摆放着当年电文的手写原稿，战地记者的笔记本、记者证，以及获得的各种军功奖章，还有战场上用过的电文发报机……

　　在北京佟麟阁路新华社大院的这座古建筑里，不仅陈列着当年新华社记者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相关文物史料，更有刻在烈士墙上的雕像和不朽的名字。

　　总喜欢过来转转看看的朱承修老人，如今身体已大不如前，面对新华社后辈记者的采访，90岁的他，思绪沉浸在70年前的峥嵘岁月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华社先后派出陈伯坚等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这是新华社历史上首次向国外大规模派出记者采访报道。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是唯一从总部到各兵团有系统机构的对外报道单位，另一个新闻机构《志愿军报》是部队内部报纸。”朱承修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回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0多篇。

　　新华社记者奔赴前线，将生死置之度外，用笔和镜头记录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新华社发自朝鲜的一条条电文，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反映了战争的进程和基本形势，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失败，广为传播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始终感召、鼓舞和激励着出征战士和国内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直至最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关于上甘岭战役报道，采写播发的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高级编辑万京华，1994年开始从事新华社社史研究，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报道相关研究。她说，“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除志愿军总分社外，还包括平壤分社，以及在开城谈判期间参加我方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和中国记者团的人员，此外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记者。同时，新华社还分批派出许多报务员、机要员、译电员等赴朝鲜前线工作。”

　　在朝鲜战场上，新华社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其中7位新闻工作者牺牲，100多位记者、编辑和报务、机要人员获得了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奖章。

　　1992年10月，时任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的朱承修重返朝鲜桧仓，专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为与自己同批入朝的郭普民、高健飞，以及后来牺牲的刘鸣等烈士献上鲜花，深深鞠躬，并长久伫立。朱承修说：“在那寂静幽深的山谷里，眼望长眠朝鲜战场的同事们，那是一种难言的情感……”

　　70年弹指一挥间，追思从未远去，让我们走近朝鲜战场上这群塑造“最可爱的人”的新闻工作者，走近这支以笔为枪保家卫国的“笔墨劲旅”。

　　“战歌”是这样唱响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出自新华社的报道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1年8月，朱承修和新华社其他记者编辑，像大多数志愿军战士一样，就是唱着这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奔赴朝鲜战场的。而这支激昂铿锵、动人心魄的“战歌”，正是源于新华社的一篇报道，采写这篇报道的是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

　　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大举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悍然轰炸了我国境内的一些村庄。

　　此时，作为新华社资深记者，陈伯坚已从新华社三野总分社调到总社军事组工作。10月2日，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找陈伯坚谈话，告知由于形势的发展，组织要派他到东北边防部队。

　　10月12日，陈伯坚从北京启程经沈阳前往安东（今丹东），到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报到。

　　期间，在某炮兵部队战前动员的采访中，连队墙报上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诗引起陈伯坚的注意，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在文字上略做了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美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

　　很快，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中旬，陈伯坚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进行战地报道。此前在安东部队采访记下的那首诗，始终萦绕在陈伯坚心头。

　　“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二十五日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是记者在前线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中听到的广泛流传着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自己曾抄录的那首诗。次日，《人民日报》刊登题目为《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并将这首诗编排在报纸醒目位置。

　　报道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由于当时报道中并未提及诗的作者，也未署记者名，“战歌”发表初期，词作者署为“志愿军战士”。

　　“1951年3月，陈伯坚从朝鲜战场回国休整，总政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说要把这首歌曲获奖的一笔奖金发给他。”陈伯坚的夫人胡修亚生前曾对前去采访的万京华说。

　　原来，工作人员在查询歌词作者时，听当时正在北京的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刘桂梁说，作者可能是陈伯坚，“因为他曾在安东听陈伯坚当面诵读过此诗。”陈伯坚听后赶紧向来人说明，自己不是诗歌作者，“真正的作者是某炮兵部队的连指导员，但部队番号和姓名已不记得了。”正是根据陈伯坚提供的线索，后来有关部门终于找到了这首诗的原作者麻扶摇。

　　敌机下的总分社

　　敌人扔下的炸弹离新华社编辑部只有几米之遥

　　“1950年11月，在陈伯坚首批随军入朝后不久，新华社以林麟为组长，李耐因、徐熊任记者的九兵团记者组随军入朝，并在冰天雪地和战火纷飞中采写了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通讯报道。”

　　“1951年1月下旬，新华社特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入朝，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社长，普金任专职副社长，是总分社的实际负责人。”

　　“新华社进驻的矿洞坑道很长，还是两层的，每层高和宽都有约2米，有的地方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编辑部在上层，下层是机要。洞中生活不见天日，又十分潮湿，‘嘀嗒嘀嗒’的渗水声，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特别是空气不好，还曾发生过有害气体溢出致使两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时发现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在总分社担任编辑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忆，“从踏上朝鲜国土直到停战，新华社记者们的工作、生活都与防空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随战线变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桧仓，就再也没有动过。桧仓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金矿，山上多条被采空的矿洞和绵长的坑道成了防空好处所，也是我们工作、住宿的地方。”

　　从入朝后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两顿饭，伙房在山下，大家轮流下山打饭。一次下山打饭，一枚哑弹让朱承修逃过一劫。

　　“那天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时，两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里。”朱承修眼见着飞机上的机枪手朝自己射击，子弹从头顶飞过，还没等人跑开，又有两架飞机呼啸而来，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就落在离他20来步的山坡上。“火箭弹竟然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驻地山沟里共落了20多枚炸弹。后来，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

　　他记忆中的又一次危险时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时，工兵在洞外为总分社盖起了两个掩蔽部，洞对面一个由机要室专用，洞口一个是编辑办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块块厚大的石块垒起作墙，门窗贴上白纸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工作。”

　　一天晚上9时左右，一架美军B-29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

　　“同事丁德润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就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当时幸亏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忆，进洞后大家点起蜡烛看稿，头顶不断传来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发现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同志们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过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机要组组长连培生回安东，由于坐在一辆吉普的最后排，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结果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感觉走路不对劲，才发现一只鞋的后跟被打掉了。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异常危险艰苦，与敌机周旋是常态，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专职副社长普金对大家的要求依旧严格。“业务上要求编辑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每一篇稿件都来之不易，‘枪毙’稿件是大事，要尽量挽救。”朱承修回忆。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一商量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回来”。

　　“武记者”临危指挥战士歼敌

　　著名军事记者阎吾被误为是指挥员，“将错就错”成功指挥了战斗

　　“新华社朝鲜前线十三日电 美国骑兵第一师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受到过多次的沉重打击，但是，从来还没有遭到过像最近一次这样惨重的杀伤。在范佛里特的‘秋季攻势’中，骑一师在西线担负自铁原、涟川以西地区北犯的主攻任务，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激烈作战，共被杀伤万人以上。在战斗过程中，该师因伤亡惨重曾补充兵员三次。骑一师被俘的官兵垂头丧气地说：‘这是骑一师历史上最黯淡的日子！’

　　……”

　　这是1951年11月13日播发的新华社记者阎吾的通讯名篇《痛歼美军骑一师》。

　　被称为“武记者”的阎吾，以参加战斗最多、采写战地新闻最多、在前线组织战役性报道最多，创造了我国军事新闻史上的三个“之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位著名的军事记者曾写下《守卫在汉江前线的志愿军英雄们》《临津江前线的一个顽强的坑道战》《“打破疑虑，坚决回祖国”》等军事新闻名篇。同时，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战地采访中，在指挥员牺牲的情况下，他临危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

　　那是在一次随军的行动中，部队与敌遭遇，战场上指挥员英勇牺牲，而此刻敌军又一次向我军扑来，没有了指挥员，仗还怎么打？

　　情急之下，有战士看到阎吾身上背着望远镜，误以为他就是指挥员，随即请求阎吾下命令指挥战斗。

　　作为战地记者，阎吾始终跟随部队，清楚地了解敌人，也知道部队的整个作战意图，并坚信击退敌人，就会为后续大军打开胜利通道，于是毅然指挥部队投入战斗。

　　随后，战士们组成战斗小组向敌军冲杀过去，抢占了山头阵地。接着阎吾又向部队首长报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大部队迅速赶来，取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

　　“赴朝参战的新华社记者，不少都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地采访经验，他们的骨髓里始终坚信自己就是一名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为了完成采访报道任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曾经采访接触过不少赴朝记者的万京华说。

　　光辉的战斗，永远的电文

　　新华社关于上甘岭战役的报道，使“上甘岭”一词成为英勇无畏、浴血报国的代名词

　　参加过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报道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李翼振曾回忆说：“我们的记者下部队深入采访，与前线年轻战士吃住一起，不怕苦累，不顾生死，甚至前进到离敌阵不远的我军孤守前沿的哨兵岗位，亲切慰问最可爱的战士。”

　　特别是上甘岭战役的报道，使“上甘岭”一词后来在中国长期成为英勇无畏、浴血报国的代名词。

　　采写了《志愿军在上甘岭创光辉战例》等报道的李翼振，曾经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报道，回忆起“上甘岭”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这位老记者曾感慨：“那可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敌人虽然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的绝对优势，然而，在志愿军将士们的顽强抗击下，却难以向前推进半步。上甘岭成了美国侵略者的‘伤心岭’。”

　　新华社记者王玉章在朝鲜前线采访的两年多时间里，曾到过志愿军的10个军，朝鲜的东线、中线、西线都去过，他曾在回忆中写道：“只有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采访，同战士们在一起，同甘苦共生死，才能同战士们心连心，才能体会到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心胸和情怀，才能体察到他们是以怎样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来战胜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战俘遣返问题一度成为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曾参加过遣俘报道的高向明，是抗美援朝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记者之一。她曾接受采访说，美方在谈判桌上谎称朝中战俘“拒绝遣返”，要求实行所谓的“自由遣返”，实际上是要用残暴手段扣留大批志愿军战俘。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高向明和记者王殊采写了反映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为反对美方迫害扣留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美国将军的供状》和《虎口余生》等通讯，同敌人的虚假宣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谈判代表团用报道中提到的事实在会议上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

　　严寒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使一些前线记者染上了疾病。

　　新华社记者姜庆肇在大德山采访时，与部队战士们一起住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里。不到10天，他就病倒了，腰直不起来，两眼模糊看不清东西，经医生诊断是风湿病和夜盲症，他坚决要求留在团卫生队治疗。

　　“就是在治疗期间，他仍旧主动向医护人员了解部队伤病员情况，并请卫生队领导同意他每天采访一两位伤病员，根据采访的素材，他趴在两块木板拼成的病床上，写下了反映志愿军战士从来自祖国的家信中获得鼓舞和力量的通讯《家信和喜报》。”万京华说。

　　新华社记者徐熊传染上斑疹伤寒，病倒于战地，在志愿军战地医院抢救下获生，但有半个多月时间他一直处于昏迷中，在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向后方医院转运，回国休养一段时期之后，他再次入朝参加前线报道工作。

　　在前线采访的新华社战地记者，体力消耗很大，需要定期回国休整，但由于没有更多的军事记者替换，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采编人员都始终坚守在朝鲜，直到停战才回国。

　　不朽的文铭记不朽的名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新华社不少报道名篇被收入教材、拍成电影

　　“在朝鲜北部成川郡石田里寺洞山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坟墓。一个多月，凡是在这座墓前经过的军民人等，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墓基，凭吊这位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同志。

　　……”

　　这些文字，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

　　这就是后来被节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长篇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记述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舍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

　　这篇电文是新华社记者戴煌于1952年2月4日从朝鲜前线发回的报道。

　　“1952年1月26日下午，正在平壤附近一个山村里的志愿军某部驻地采访的戴煌，接到普金的电话，要他赶往一百几十里外的成川郡石田里，去采访志愿军战士罗盛教的牺牲事迹，要求越快越好。”多年前，万京华曾经在北京寓所采访了当时健在的戴煌老人。

　　“这匹马老实，你就骑它！”戴煌当年回忆，接到报道通知正是严冬，到处冰天雪地，路非常难走，部队又派不出车。团政委刘玉堂让战士牵来一匹不起眼的老白马对戴煌说。

　　就这样，在经历了从马上跌落拖行、徒步翻越雪山，连夜穿行满是积雪的陡滑山路，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在27日夜抵达罗盛教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

　　采访期间，戴煌看到，村民们在罗盛教的墓前竖起了一块五尺多高的墓碑，用朝鲜文写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地牢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翻阅罗盛教生前的日记书信时，戴煌更被烈士生前的一首短诗深深打动，“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停留/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这些生动的素材都被记者引用到稿件中。

　　后来，这篇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朱承修初编，又经过普金改定，用特急电发往北京总社。《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像《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样，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很多新闻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上甘岭等战役的残酷和志愿军战士的忠勇；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就是通过战线上新华社记者的一条条生动的电文，一篇篇鲜活的报道，传回国内抵达读者而家喻户晓的。

　　1951年和1952年，总社特派记者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

　　“灯光又一闪亮。我也来得及看清了：布满大炸弹坑的稻田，炸裂的冰棱，黑压压一片忙碌的人影：挥锄的，挑土的，扛着土袋的，……深陷的车辙穿过奔忙的人丛。汽车又在黑暗中颠簸起来。‘这是敌机的重点封锁区。’团长安静地说。滥炸政策失败以后，敌机最近又来一套‘重点轰炸’，几架‘Ｂ二九’一早一晚，集中一点扔下几百颗大炸弹，硬把周围的地皮掏烂，炸飞，连路基也给抬跑了。可是汽车来往，只要丈把宽的一条路面。

　　工兵一阵突击道路又通了。

　　……”

　　这是1952年5月26日播发，由华山采写的通讯《万里纵横到处家》。

　　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华山，是新华社著名的军事记者，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这样评价华山：“他的才华超过了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他的短篇文学作品《鸡毛信》和新闻特写《英雄的十月》分别入选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抗日题材的作品《鸡毛信》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响了几代国人。

　　华山的战地通讯非常善于从整个战局着眼，通过细致化的文学描写，以及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们既能看清战争的形势，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抗美援朝期间，总社和总分社要求前线记者要多写短小精悍的作品，多写事实，多写典型，能精确及时大量地报道，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多种新闻形式进行报道。”万京华说。

　　在1952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由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和通讯员郑大藩采写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两篇稿件，分别报道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正在发射子弹的枪眼和邱少云为执行潜伏任务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事迹，感动了亿万国人。

　　而“杨根思英雄排”的事迹报道，无疑是新华社记者华敏“抓住采访时机，掌握战报特点，积极完成采写任务”的一篇出色报道。

　　“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杨根思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接受过新华社胶东分社记者华敏的采访。”万京华说，杨根思牺牲前，当时华敏正在其所在部队采访，两人还曾交谈过。当听到杨根思壮烈牺牲的消息时，悲痛之余，华敏意识到应该马上投入采访报道。他曾说：“如果不抓紧时间采访战场目击者，等伤员转移后，可能就根本来不及了解详情，那会贻误报道时机。”

　　华敏当即找到并采访了战斗中负伤的几位伤员，“他们都是亲历者，目睹了杨根思最后牺牲的壮举和战斗的经过。”

　　很快，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被华敏写成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讯。

　　“敌人的反扑持续着，一次接着一次，倒下的尸体迅速增加。杨根思的一排人也因英勇伤亡而逐渐减员。敌人多次反击无效，集中了重炮和Ｂ二十九型重轰炸机，将爆炸弹、烧夷弹，甚至汽油，都倒向这座小山顶，他们用成吨的钢铁来对付这一排人。

　　……

　　当他打出最后一颗子弹时，四十多个敌人已经爬近山顶。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根思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药，拉响导火索，向敌群冲去。”

　　1950年12月24日，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的通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播发，在国内外传播开来，这是中国媒体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对外报道杨根思英勇牺牲的事迹。

　　后来，电影《英雄儿女》在拍摄时，导演和编剧在对志愿军英雄王成牺牲的细节进行具体构思时，部分取材于杨根思的事迹。

　　华敏曾告诉万京华一个细节：

　　在杨根思牺牲前的那几天，华敏正在以杨根思为连长的某部三连采访，并与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晚上，连队忽然接到战斗命令，大家马上进入作战准备。根据有关规定，打仗时记者不能直接上前沿阵地。一些战士来跟华敏道别，“华记者，这一去我们可能就回不来了！”华敏忙鼓励说：“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报道你们的战斗事迹呢。”华敏和杨根思以饭碗相碰，为他和战士们壮行。随后，杨根思率领连队冒着风雪翻山越岭急行军前往前沿阵地。

　　“报道发出后，连杨根思所在团都还不完全了解他牺牲的具体情况。”万京华说，“如果不是记者身在前线，和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这一消息准确报道出来的。”

　　血洒异国疆场

　　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樊勋龙、马自亮、丁明7位新华人为国捐躯

　　在朱承修的回忆中，1951年8月，刚刚进入朝鲜战场的经历刻骨铭心。

　　“8月24日晚上8时，我们乘坐东北军区派来的全新苏联嘎斯卡车，由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护送开往朝鲜。”之前，作为总社从华东总分社抽调志愿军总分社的4名工作人员之一，朱承修一行十几人先行抵达安东。

　　“由于没有制空权，我们都是晚上赶路，白天找地方休息。公路上每隔一段就布置有哨兵，监听有无飞机声音，如有情况，立即鸣枪报警。由于枪声频繁，走不多远就要停车防空。”就在进入朝鲜的第二天夜晚，悲痛的一幕发生了。

　　“当时我们汽车正开着大灯猛驶，又一次响起防空枪。司机马上熄灯，就在车子继续向前滑行的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被抛了起来，腾云驾雾似的翻了出去。我立即意识到：翻车了！接着人被摔进一个积水的浅坑里。胸部和手上压着行李和器材箱。等我拼命爬起来时，就听见有人大喊‘救人’。”那是8月25日晚上9点半左右，朱承修记得很清楚。

　　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大家看到乘坐的卡车侧翻着，车帮下有两个人，背着身体，头部被死死地压住。“摔倒的人一拥而上，想把车翻过去，大家叫着号子，一次次努力，但车子纹丝不动。”朱承修说，两位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由于天色太黑看不清，等站队点名时大家才知道，被压的是记者郭普民和一名警卫战士，另外还有两名警卫战士受了重伤。两位烈士被迅速掩埋在离公路不远的山坡上，两块木板就是他们的墓碑。直到朝鲜停战后，总分社才把两位烈士的遗骸迁至桧仓，安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翻车时，不少人受了伤，朱承修的两手也肿得厉害。于是大家在附近的老乡家里住下，直到9月15日，东北军区和志愿军总部才派车来接大家去桧仓。

　　“同志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光明的路……”

　　这天是中秋节，车子一路向南。记者丁德润和高健飞领头唱起《光明赞》。朱承修写道：“当车行一个多小时，经过我们翻车的地方时，月光下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路边那两座坟墓。车里一片沉寂，大家默默脱帽悼念。”

　　抵达桧仓几天后，高健飞被调去开城。9月24日晚，他乘坐的美国小吉普在接近开城时遭遇空袭，疾驶的车子掉进了一条反坦克沟，高健飞被甩出车外牺牲了，那天是他们入朝整一个月的日子。

　　“这么短的时间就有两名同志牺牲，这让我们大家非常痛惜。”朱承修曾感叹，“高健飞毕业于燕京大学，从北京相识一路同行到前线，他的勤奋刻苦和机敏干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停战后，由普金主持，高健飞的遗骸由开城迁至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2011年，新华社建社80周年，曾在志愿军总分社工作过的记者李健华捐献了一个笔记本，它的主人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年仅24岁的新华社记者高健飞。李健华当时回忆，当年高健飞十分珍惜这个笔记本，本芯用完了，舍不得扔掉，将本皮拆下来，把裁剪好的薄纸加进去继续使用。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八日电 德山里是朝鲜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它受到美国侵略者的蹂躏和凌辱，但是，它没有低头，它更加勇敢地站立起来，倔强地和美国侵略者斗争。

　　当美国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第二次轰炸南日将军住所的消息传到村中后，十七岁的高中生、少年团员闵致英暂时丢下了他想做一个文学家的理想，第四次写下了要求参加人民军的决心书。

　　……”

　　今天，在新华社社史馆里，大家仍能从那本字迹娟秀的笔记本中看到高健飞采写通讯《倔强的朝鲜人民》一稿中的重要素材。

　　1952年8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新华社记者刘鸣采写的通讯《火线一夜话祖国》。其实，这篇通讯发出前8天，刘鸣已经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

　　“1952年8月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刘鸣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值班室伏案写稿，一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投下6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塌，刘鸣在爆炸中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衣衫，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

　　朱承修在《抗美援朝岁月追忆》一文中，记录了刘鸣牺牲的全过程。直到8月7日，新华社才以朝鲜前线电头陆续播出了记者刘鸣之前采写的《美军第四十五师的命运》《火线一夜话祖国》。

　　“他的绝笔，牺牲时正在修改的稿件，未能从掩蔽部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和他一起留在了老秃山前线。播出的这两篇稿件，是他对新华社最后的贡献。”

　　1953年8月4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去东海岸江亭村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方一辆卡车触地雷被炸毁挡在路上，导致后面朝中组员乘坐的车辆无法按时赶到会晤地点，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面带路的一辆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的时刻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

　　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有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樊勋龙、马自亮、丁明。

　　“我这一生，值！”

　　“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央决定对外不公开发布任何消息。11月7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时，新华社播发电讯稿是首次对外报道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是毛泽东授意撰写并由他亲自修改审定的。之后不久，毛泽东又对朝鲜战场的军事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指出新华社应派记者去朝鲜采访发电。”

　　万京华介绍，自1951年1月起，志愿军总分社的建立，是新华社朝鲜前线报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体制的开端。此后，新华社总社、地方分社、军队分社等陆续有很多记者、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被抽调或随部队到朝鲜前线参加新闻报道工作。

　　据万京华介绍，派出之前，有的记者曾参加过短期学习，有的则是直接上了朝鲜前线。据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1953年2月9日的一份总结中表述，报道方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部队新华分社调来，有解放战争军事报道工作经验，做新闻工作至少五年以上的人员；第二类是从地方新华分社调来，有三年以上新闻工作经验的人员；第三类是从部队调来临时担任新华社报道工作的人员。

　　“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记者。这两部分业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分属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1952年2月归并到新华社，成为对外新闻编辑部和新闻摄影部等。”万京华说。

　　作为新华社微纪录片《国家相册》的策划及讲述人，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在2008年抢救性地主持了《摄影世界》“口述新华”专栏，里面对参与抗美援朝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有过采访报道。

　　他们中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一时间秘密入朝的摄影记者袁苓、杨溥涛，并在志愿军出国前回到北京，当时新闻摄影局把他们拍的照片发往国外，这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发布的第一批朝鲜战地新闻照片，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媒体纷纷采用。“美军战俘的家属还来信让他们帮忙探听亲人下落。那一次，袁苓、杨溥涛是追随朝鲜人民军南下最远的外国记者。”陈小波说，杨溥涛也是胶片时代新华社摄影记者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摄影记者之一。

　　在“口述新华”里，入朝三年的摄影记者楚英曾拍摄了《1953年7月，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会师》的照片，他对朝鲜的记忆更多是“寒冷”，“刚进去时是9月份，光有一个棉袄，最冷的时候，连枪炮子弹都运不上去，更别说衣物了，那真是被冻坏了。”

　　2009年，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带着氧气面罩的楚英给“口述新华”在手掌大的卡片上写下了“忠诚无悔”几个大字。

　　1951年2月入朝，1955年8月回国的袁汝逊，在朝鲜期间拍摄了所在部队参加的第五次战役、交换战俘、中朝友谊、坑道战、钢铁运输线等照片。

　　他说：“最难忘的是1951年5月抢渡临津江。朝鲜冬天都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5月以后开始零下几度，我们过江不敢脱鞋和裤子，水齐腰深。八一厂的两个摄影师都不会水，抢渡时他们把机器顶在脑袋上，我扶着他俩，水里全是冰碴子，到了对岸，裤子已经结冰了。”

　　1951年冬，钱嗣杰开着吉普车拉着记者徐熊和李秉衡从朝鲜北部前往开城，在崎岖的山路间遭遇敌机轰炸，“躲闪中，车被卡在一个巨大的弹坑中动弹不得，我猛一踩油门，汽车腾空而起，继续猛跑，呼啸的弹片在火光里乱飞，爆炸的气浪在开阔的地上翻滚。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闯过去，中途还不忘拍几张照片。”

　　钱嗣杰，这名曾在“板门店谈判”时担任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的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告诉陈小波，“我这一生，值！”

　　“战争时期，每一张底片都带着血。”陈小波说，每当自己把老人几十年前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时，老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比起那些早晨出去中午就再也没能回来的战友，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

　　5年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罗婷因为“口述新华”，曾采访过参与抗美援朝的新华社老记者们，她说，老前辈们身上那种对待新闻理想的信念与追求，以及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新闻是渗透着战士们鲜血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新闻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是个人的财富，更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一老人说。

　　华敏老人谈得最多的是：“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今已经92岁的钱嗣杰，在之前的采访中曾对陈小波说：“我想，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朝鲜停战后，新华社在志愿军的报道机构于1954年5月相应改为志愿军分社。1956年，志愿军分社撤销，由新华总社解放军分社派记者李犁常驻志愿军进行有关报道，直至志愿军部队1958年全部撤离回国。

　　“1996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与解放军分社一起举行志愿军总分社部分老同志座谈会，当时来了很多老同志，曾经战场上的生死战友再相聚，大家都很激动。”后来，万京华也到过不少老人家里去采访，很多人已不能再出门。

　　“等到2010年，新华社再举行座谈会时，能来的老人已经少了很多。有人甚至穿上了曾经的旧军装，胸前佩戴上了各种军功章。”如今，万京华能联系到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位了，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96岁的王殊老人，今年9月刚刚离世。

　　2018年，新华社征集社史资料和文物，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做过新华社通讯员的贺应芳，将保存的一张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发给她的油印的稿费通知单捐了出来。

　　1951年3月从家乡重庆应征入伍的贺应芳，是朝鲜战场上不多的女战士之一。作为所在部队的政治部宣传干事，她从一开始抄收新华社新闻，到成为通讯员给新华社写稿子，追随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在朝鲜的三年间深深地爱上了记者的职业。1954年，回到国内的贺应芳第一时间给新华社人事处写了求职信，并附上在朝鲜时的战地报道，就这样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

　　2015年，新华社总编室的朱小燕曾以口述形式采访过朱承修，她说，总编室工作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认识这位关心国家大事和新华社事业发展的老同志，但对于他职业生涯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地经历，却知之甚少，他也鲜对人讲。

　　“整个采访让我感动、震撼，数次落泪。”朱小燕说，“从朱老身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新华社历史上，有一批像朱老这样的新华人，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置生死于度外，冒着硝烟战火，以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为国家和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用生命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于今天的我们，他们是新华社的宝贵财富和厚重沉淀，是巨人的肩膀。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他们的峥嵘岁月，不仅是铭记，更是弘扬。”（记者强晓玲、张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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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跨越70年的“强国之音”